上海黄浦发布“外滩金融18条”

上海市黄浦区日前出台《外滩金融集聚带关于发挥核心功能区作用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简称“外滩金融18条”)。“外滩金融18条”立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定位,围绕“资产管理”和“金融科技”两大增长极,响应开放政策、联动创新试点、鼓励机构集聚、服务实体经济、优化产业生态,加快建设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和卓越的全球城市核心区,积极打造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资本运作中心、金融专业服务中心,全力服务2020年决胜基本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意见包括全面服务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打造金融对外开放重要承载区;积极联动自贸区新片区金融创新,增强金融机构活跃度;持续提升连接辐射功能,切实服务长三角实体经济发展;强化资产管理中心功能定位,提高资产管理机构集聚度;深化外滩“新金融”发展内涵,大力建设金融科技高地以及打造国际一流金融综合生态,提升金融机构感受度等,聚焦“开放聚能”“服务增能”和“科技赋能”3方面。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忌惮中国发展,联同香港本地的反中乱港势力策划并实施动乱,企图令香港沦为遏制中国的棋子。中央是从国家安全以及“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全面准确实施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涉港国安立法不影响香港特区高度自治

“外滩金融18条”提出,率先承接金融业对外开放项目,抢抓战略发展新机遇。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积极打造金融对外开放重要承载区,鼓励企业参与自贸区新片区先行先试,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强化外滩金融集聚带的国际化承载能力和竞争力。

此次培训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工具在反洗钱风险管理领域的应用;二是疫情期间洗钱、金融犯罪活动呈现出的新特征、典型作案手法及对应的风控策略;三是如何完善反洗钱风险评估模型和系统;四是反洗钱专业人才培养机制。

“港独”“黑暴”“揽炒”让香港经历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法治与自由、经济和民生等各方面都受到前所未见的挑战,内外势力操纵的港版“颜色革命”步步进逼。中央此时果断出手,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必要之举。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指出,“反港独”“反黑暴”“反揽炒”是当前香港社会的最大民意。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切合香港民意,体现了法治原则,是依法惩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适宜之举。

在“一国两制”下,维护好国家安全对香港而言天经地义,也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和港人福祉权益的必要举措。

经历去年“修例风波”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香港社会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恢复秩序、重回正轨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主流民意。然而反对派一心要夺权,配合外部势力搞乱香港,罔顾市民福祉和香港根本利益,不断在立法会搞“政治揽炒”、在社会上搞“经济揽炒”、在街头策动“暴力揽炒”。他们煽动“黑暴”和“港独”,要求外国政府制裁中国,其言行已违背政治伦理与法律底线,即便是标榜最自由最民主的美欧国家都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反对派的所作所为如果得不到制止,将葬送香港的前途和“一国两制”的未来。中央此时果断出手,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有关法律专家强调,涉港国安立法旨在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不影响香港司法机关行使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有关决定明确规定香港特区应当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机构和执行机制;中央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区设立机构,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任何维护国家安全的工作和执法,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符合法定职权、遵循法定程序,不得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揽炒’派勾结外国势力企图摧毁香港是铁的事实,这显然违背基本法和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吴秋北指出,“揽炒”派和外国势力挑战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国家也必须用相应对策让香港恢复繁荣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施荣怀表示,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当香港出现问题,中央出手拨乱反正,行使应有的权力,保障香港长远利益。

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坚持“一国两制”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中央对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从未改变。

涉港国安立法不影响香港市民基本权利与自由

姚辉表示,此前也有担心将疫情定义为不可抗力会带来负面效果,比如对交易的阻碍、对当事人利益安排的失衡等。如何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况,确实考验司法的智慧。《意见》第三条强调对于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在适用法律时,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依照不同规则处理。这种设计指引,不失为灵活司法策略和类型化处理的有效方式。

“世界上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国家安全立法都属于国家立法权力;无论是普通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都制定有国家安全法。”胡汉清指出,需要依法改变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不设防”状况。

国家安全事关包括香港特区在内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安全立法属于中央事权。中央立法是为国家安全堵塞漏洞,为香港基本法打上“安全补丁”,是对“一国两制”的制度加固,也是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加装“杀毒软件”。全国人大进行涉港国安立法不仅不会影响“一国两制”方针落实和香港特区高度自治,而且将会保障香港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但任何权利和自由都不是绝对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他指出,基于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等需要,政府可以以法律形式对权利的行使施加合理、必要的限制。

《意见》明确,要依法准确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受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直接影响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案件,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依法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当事人主张适用不可抗力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的,应当就不可抗力直接导致民事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等。

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表示,全面准确贯彻落实香港基本法的关键因素,在于社会各界不能只谈权利不讲责任。中国任何地方都应当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核心利益的责任,香港也绝不例外。

王成认为,市场主体原先的利益安排,因为疫情的出现,需要重新调整。法治社会,利益关系重新调整需要有重新调整的规则。不可抗力系列规则就是利益重新调整时需要遵守的规则。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楚标表示,内外敌对势力企图把香港变成战场,造成严重破坏,订立涉港国安法遏止相关行为,显示中央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全力维护港人安定的生活及稳定的营商环境,助力香港恢复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和风采。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英等西方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汗牛充栋、名目繁多。美国的国安法律不仅覆盖美国本土和海外领地,一些法案还让美国把手伸到全球各地。”黄英豪表示,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竭力打造“铜墙铁壁”般的国家安全网,另一方面却执意在中国的国家安全网上“凿洞破墙”。西方势力双重标准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把香港变成渗透、颠覆中国的前沿基地,遏制中国发展。

香港与国家是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安全与港人利益息息相关,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是香港繁荣稳定、港人安居乐业的前提。涉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区事务的活动,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和个人。涉港国安立法不仅不会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能够更好地保护香港市民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权利。

反对派无底线“揽炒”迫使中央出手力挽狂澜

法学专家认为,《意见》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刀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认为,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这个问题争议较大。最高人民法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在法律尚未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立足于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秩序,将学理上情势变更制度中的重新协商规则、变更合同规则等融入具体的法律适用中,不失为一条妥善解决当前涉疫情合同纠纷的务实思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案件正陆续诉至法院,其中,疫情引发的合同履行争议是案件量最多、也是最为复杂的纠纷类型。”姚辉说,《意见》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在第二条明确,只要疫情或防控措施符合不可抗力的法定构成要件,就属于不可抗力。上述判断,符合我国现行规则体系,也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一贯立场相吻合。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表示,中央授权香港特区对基本法第23条自行立法,这是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但并非无权为香港立法。国家安全是全国人民的事,若香港长期有国安漏洞未能填补,国家有权为香港立法。香港特区做不到的,就需要由国家来做。

此外,《意见》强调,要准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意见》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涉疫情民事案件审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充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的作用,涉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及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意见》还就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诉讼时效中止、诉讼期间顺延、加大司法救助力度、灵活采取保全措施等内容做了规定。

自去年6月以来,“港独”“黑暴”“揽炒”让香港经历了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一国两制”事业遭受严重冲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为了给香港基本法打上“安全补丁”,给“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装上“安全阀”,为香港市民安居乐业撑起保护伞。这不仅将筑牢“一国两制”根基,而且也不会影响香港特区高度自治和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反而将维护香港法治和营商环境,保护绝大多数香港市民的福祉利益。相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定能由乱入治、走出困境,沿着“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阔步前行。

苏丹卫生紧急事务高级委员会8日宣布,从9日起将喀土穆州实行的全面宵禁延长10天。

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宪法明确规定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黄浦区此次的新政策属于对开放和改革的落地细化,黄浦区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举足轻重,细化的落地政策将有利于区域内改革创新与整体大局形成联动。”华宝证券分析人士表示。

谭耀宗表示,涉港国安立法的出发点不是针对香港普通市民,而是针对极少数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他强调,相关法律会有清晰的界定和准则,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等自由不受干预,日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财产安全会继续得到切实保障。

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在国家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既是香港的幸运,更是香港的机遇。中央既关心香港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也关心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民生福祉。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前进步伐,香港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坚定支持下,只要香港社会各界勠力同心、团结奋进,沿着“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方向奋力迈进,“东方之珠”定能重放异彩。

中央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不变

“内外乱港势力狼狈为奸,歪曲事实,编造耸人听闻的谎言来恐吓香港市民,千方百计阻挠国安本地立法。”陈勇表示,从澳门特区的实践来看,在完成相关国家安全立法后,澳门政治局势稳定、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丰硕、民众福祉得到很好保障,这对香港具有借鉴意义。

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惯例。世界各国关于国家安全立法是“多少”的问题,而不是“有无”的问题。

全国政协常委蔡冠深说,涉港国安立法针对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罪行,不会影响各类企业在港营商,更不会影响市民的人权和言论自由。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王成告诉记者,法官对不可抗力的认定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各地法院存在统一裁判尺度的需求。相信《意见》对这些案件的处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根据疫情期间的风险防控形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迅速对风险监测机制进行了优化提升,丰富了互联网违法金融活动、代币交易、互联网金融广告等方面的风险监测指标和模型,及时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线索并报告有关职能部门;提示从业机构反洗钱部门主动作为,将反洗钱风险控制能力有效应用于当前的反欺诈工作中,切实维护金融安全和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此外,协会指导发起“博雅医链”战“疫”医疗物资捐赠存证公益平台,运用区块链技术免费提供物资确认、可信存证、信息查询等在线服务,并可协助从业机构在反洗钱工作中了解交易目的、交易性质。(完)

“反对派将相关立法污名化、妖魔化,极力阻挠,导致香港至今仍不具备自行完成此项立法的社会条件。”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吴秋北直言,香港现有的法律体系无法抵抗“揽炒”派的颠覆和外国势力的干预,国家安全本地立法是遥遥无期。

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汉清表示,涉港国安立法是完善、巩固“一国两制”,而不是抛弃或动摇“一国两制”。香港回归祖国近23年来,“一国两制”的实施取得了巨大成功,也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巨大漏洞亟需填补,否则“一国两制”将无法行稳致远。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夺取特区管治权、颠覆国家政权,是在挑战“一国”,而“一国”是“两制”的基础与根本。

“从去年‘修例风波’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香港缺乏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严重危害,香港市民的生命权、财产权受到严重威胁和侵犯。”陈勇表示,相信绝大多数香港市民都不想再见到过去一段时间出现的打砸商铺、纵火、普通市民因持不同政见被“私了”(动用私刑)等黑色暴力及本土恐怖主义事件持续。涉港国家安全立法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绝大多数香港市民。

长期以来,在反中乱港势力阻挠和干扰下,香港特区始终没有完成国家安全本地立法这一宪制责任。